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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严嵩 权力巅峰与晚年的凄凉终局（第1页）

一、高中进士

严嵩的科举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开端，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严嵩，自幼便承载着父亲严淮的厚望。严淮虽自身科举不顺，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这为严嵩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严嵩在严氏祠接受启蒙教育，九岁便能进入县学，展现了超群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这些早期的学术成就，一步步铺就了他通往更高荣誉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乙丑科进士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登榜，他的策论以《诗经》为研究方向，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经学功底。随之，严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当时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国的精英阶层，并很快被授予编修之职，负责编纂国史，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正当严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官场，回归故里养病。这段时间，恰好是另一位历史人物——宦官刘瑾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刘瑾，作为明武宗时期的权阉，掌控朝政，排除异己，对整个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严嵩退官的这十年里，朝廷内外充斥着刘瑾一手遮天的阴影，众多正直官员或遭贬谪，或被陷害，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二、纂编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为了记录和传承地方文化，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编《袁州府志》。这项工作旨在系统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姚汀慧眼识珠，邀请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严嵩担任总纂，负责整个纂编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严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编纂才能，无疑是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

然而，计划初期便遭遇变故，姚汀因故离职，纂修工作一度面临中断的风险。幸运的是，新任知府徐琏于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职后，立刻意识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中断这一项目，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动其进行。徐琏深知严嵩的才华与责任心，甫一上任，便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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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因故被革职，严嵩迎来了权力的巅峰时刻。他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依旧执掌礼部事务。

四、迫害忠臣

随着夏言与明世宗关系的逐渐疏远，严嵩瞅准时机，开始精心布局，逐步排挤这位曾经的恩主。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态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睐。而严嵩则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的每一个细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赐予沉香水叶冠时，夏言不屑一顾，严嵩则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轻纱笼之，这种明显的对比让世宗对严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对夏言的不满则日益加深。

严嵩的权力逐渐稳固，被晋升为太子太傅后，他开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响力。严嵩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促使世宗最终罢黜了夏言，从而独揽大权。在夏言被罢免的空档期，虽然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共同参与朝政，但实际上世宗只信任严嵩，对他言听计从。

严嵩的权谋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利用外患来构陷夏言。当鞑靼入侵河套地区时，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失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夏言的强烈支持。然而，严嵩却视此为扳倒夏言的良机，他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近侍，指控曾铣轻率挑起边疆战事，同时唆使边将仇鸾诬告曾铣隐瞒败绩、侵吞军饷，并与夏言相互勾结。严嵩在世宗面前极尽渲染，称夏言与曾铣图谋不轨，世宗信以为真，最终导致曾铣被处决，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暂复出，但严嵩的嫉妒与仇恨并未消减，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有加，暗地里却密谋报复。严嵩再次利用撰写青词（一种向道教神灵祈福的文体）的机会，赢回了世宗的宠信。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利用流言蜚语，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里诽谤自己，夏言因此被斩首，其亲信亦遭到清洗。至此，严嵩完全掌控了内阁，独揽朝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权统治。

五、青词宰相

嘉靖帝对斋醮的热衷，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斋宫与秘殿的修建，这些建设工程规模宏大，动辄牵涉数万人的劳动力，耗资巨大，每年的花费高达二三百万两银子，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面对资金短缺，严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资，甚至采取额外征税的方式，严重加重了民众负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严嵩在这场耗费民脂民膏的狂热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责任无可推卸。

严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稳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撰写青词的能力。他擅长用华丽的词藻和虔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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