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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章 慈禧太后 龙袍下女人的权力之路（第2页）

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还加深了慈禧与其他朝臣之间的裂痕。慈禧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依赖太监传达信息，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自出宫游玩，并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扣留。慈禧对此惊慌失措，而慈安则召集奕?等人商议，决定将其就地正法。慈禧虽对此不满，但迫于舆论压力，未敢公开反对。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届十七岁，需要册立皇后。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坚持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最终，同治帝选择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为慧妃。慈禧对此十分不满，并在婚后干预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远皇后。这种干预使同治帝十分苦恼，也进一步加剧了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矛盾。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将政权交还给年轻的皇帝。然而，同治帝亲政后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慈禧的影响。慈禧为了享受奢华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慈禧远离皇宫，减少她对朝政的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张，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修复工作需要巨额资金，同治帝的这一计划引起了包括奕?在内的许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坚持动工修复圆明园。然而，随着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的贪污丑闻曝光，同治帝被迫考虑停止修复工程，改为修缮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获得慈禧的同意。从七月中旬开始，围绕园工问题，以奕?为首的内外重臣与同治帝发生了多次争执，使得同治帝对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责奕?，并打算革职包括奕?在内的多位军机大臣，同时准备召集六部官员宣布这一决定。慈安与慈禧闻讯后，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泪安慰奕?，并撤销了这一荒唐的上谕。

同治帝的反复无常和对国政的轻率处理，使慈禧在背后负有很大的责任。慈禧对同治帝的干预并未停止，这不仅影响了同治帝的执政能力，也让朝臣们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御医诊断其病情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的陈奏事件，又开始由她亲自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去世。戌时，慈安与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了奕誴、奕?、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会议上，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则表示：“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慈禧选定的人选是奕譞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他同时也是慈禧与咸丰帝的侄子。这一违背祖制的决定令在场的王公大臣感到震惊，奕譞更是惊恐万分，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最终，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

慈禧随即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次日凌晨，载湉被迎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并以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即光绪帝。慈安与慈禧再一次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四、大权独揽

光绪帝登基后，慈禧意图有所作为。一方面，她努力笼络内外重臣，通过赏赐珍稀物品和给予优待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她发布谕旨，要求各地督抚勤勉节约，忠诚于职守，并强调吏治的重要性，以稳固民心。然而，边境危机的加剧和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慈禧不堪重负，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在这段时间内，慈禧无法处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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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在独自处理政务的压力下，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去世后，慈禧迅速召集相关大臣，安排慈安的后事。有关慈安的死因，有传言称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后世的研究认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于压力过大引发的突发性疾病，并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后，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够制衡她的力量，开始全面掌控朝政。奕?成为了阻碍慈禧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早在同治年间，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旧派的攻击而屡遭打击，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已经变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开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缩手缩脚。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失利。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书指责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在中法冲突中用人不当，导致战事不利。慈禧借此机会，以奕?“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职务，并撤除了他的双俸待遇，令其在家休养；同时，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也被全部罢免。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易枢”。

奕?等人被罢免后，新的军机大臣名单包括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匡、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其中，除了阎敬铭因其清廉备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认为是昏庸贪腐之辈，其行政能力远逊于原来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奕譞，虽然名义上是“商办”，但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这一人事变动被时人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击败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领导的清政府决定乘胜求和，命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一条约虽然在表面上结束了中法战争，但并未完全解决中法之间的边界争议，为后续的外交问题埋下了伏笔。

五、帝后相争

党争初起

慈禧将奕?排挤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后，开始依赖奕譞主持朝政。然而，奕譞深知慈禧的性格，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日子并不轻松。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由奕匡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协助。实际上，他们是在慈禧的授意下，以建设海军为名，修复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盖这一工程的真实目的，他们恢复了昆明湖的水操，并在此设立了水师学堂。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这项工程，并将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寓意“颐养冲和”。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当面向奕譞和世铎透露了让光绪帝亲政的计划。光绪帝当即表示不愿亲政，而奕譞和世铎等人也恳请慈禧暂缓这一决定，但慈禧坚持己见。不久后，慈禧发布懿旨，宣布将于次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光绪帝的亲政典礼。面对朝臣们的请求，慈禧最终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训政数年。

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慈禧愈发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慈禧主导了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静芬指立为皇后，并同时选入了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嫔和珍嫔。次年正月，大婚礼成。然而，光绪帝对慈禧包办婚事表示不满，借口有病取消了宴请那拉氏家族的盛大宴会，并将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也为后来的帝后党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慈禧正式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上疏请求明确发布懿旨，要求外省密折和廷臣奏折仍需呈报皇太后圣鉴。慈禧对此表示不满，并斥责屠仁守“乖谬”，将其开去御史职位，交由相关部门议处。慈禧的这一举动表明，她并非真心愿意放弃权力，而是希望借此向外界展示自己撤帘归政是出于无奈。

尽管慈禧名义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中一切重要的用人行政事宜仍由她掌控。光绪帝在处理朝廷大事时，仍需请命于慈禧。这种局面表明，慈禧虽然名义上归政，但实际上仍然牢牢把控着朝政大权。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奕譞病重。此时，慈禧对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因此很少去看望奕譞。直到奕譞病危之际，慈禧才带着光绪帝前往探视，但父子相见时几乎无言以对。此后，光绪帝希望再次探望，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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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变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晚清时期一场旨在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背景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决心进行变法，以期实现国家的富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诏书中明确提出了讲求西学、变法自强的国策，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合法地位。随后，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包括设立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等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兴办实业等。这些措施旨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然而，戊戌变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守旧势力在朝廷中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阻挠变法的实施。另一方面，变法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加之光绪帝在权力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使得变法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变法过程中，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对变法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却暗中操纵着局势。她通过重用亲信大臣、掌握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等手段，逐步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威。同时，她还利用守旧势力对变法的抵制情绪，暗中策划了一场政变。

戊戌政变发生在变法进行的第103天。当时，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训政诏书，宣布重新训政，并立即逮捕了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随后，她又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等人革职查办，并杀害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位维新志士。这场政变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

立储失败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11]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发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六、仓皇西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起初，慈禧对义和团持剿灭态度，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她的立场逐渐转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然而，她连续三次发布谕旨，要求袁世凯在处理民教案件时要公平对待，避免单纯依赖武力，强调以弹压和解散为主要手段，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抚能够谨慎选拔贤能官员，整顿地方治理，与民众休养生息。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应该公平处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维护国际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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