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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央领导根本就没有很好考虑过。

更糟糕的是，莫斯科又决定，在该共和国形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一个原则性强的、铁面无私的人——对这一点倒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不知为什么，又规定必须是俄罗斯人。就这样，选择落到了科尔宾身上。

我同科尔宾早就认识，对他的劳动生涯了解得很清楚。他的工人生活是从在下塔吉尔——就其规模和重要性而言是中乌拉尔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工厂当制模学徒工开始的。他在那里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和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在随后几年又升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任上结束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家许多奖励和表彰。

我们二人的生活道路在许多方面是相符和交叉的。把我和科尔宾联系在一起的是“老乡”的情谊，我们年龄相仿，都在乌拉尔工业部门工作过，那时我们经常在正式场合和私下见面。

在他担任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正在乌拉尔机器厂任总工程师，我厂同实力雄厚的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有密切合作，他们的设备基本上由我厂提供。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家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它的名字并没有反映它的全貌，它确实为国家铁路生产了大量车厢，但工厂的第二部分生产的却是坦克。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便是这样，当时生产过传奇坦克T—34，战后阶段也没有停止。在战争期间，乌拉尔机器厂为乌拉尔车辆机械厂提供坦克炮和坦克外壳。战后则为生产各种类型的现代坦克提供坦克炮。有件事说起来很令人痛心：1993年炮打“白宫”，用的就是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和乌拉尔机器厂生产的坦克和大炮。

科尔宾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乌拉尔机器总厂的厂长。大家知道，当时的党组织事实上管理着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也不例外。所以，我同监管工业的科尔宾接触很频繁。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勒紧我们嘴里的嚼子”。他对生产业务很懂行，是一个讲原则的、要求严格的领导者，了解工业企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而受到厂内职工的尊敬。

巧合的是，我和科尔宾几乎是同时离开乌拉尔，只差一个月。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我则当上了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这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科尔宾经常向我们提出一些有关我们部门在格鲁吉亚的企业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发展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建议。

我在苏联计委工作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他在国内各地区任职，在中央代表地区的利益。当时我们也经常来往。科尔宾清楚地看到了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某种片面性，并尽全力促进共和国全方位发展。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由于他精通业务，有工作能力，精力充沛，同人们打交道作风民主，所以在格鲁吉亚享有极高的威信。

我也忘不了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活动，包括创建现被称作“阿维阿斯塔尔”的规模宏大的航空综合体时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一综合体可说是生产高质量飞机的规模最宏大的现代化工厂。全国都为它的创建出过力。可惜的是，它现在的境况非常艰难。还有就是乌里扬诺夫斯克至今仍在建设中的横跨伏尔加的大桥。州委第一书记抓大桥建设抓得非常紧，逼得大家团团转，也多亏他，大桥工程才能上马。这个对该州、对全国都很重要的大工程至今没有竣工，可不是科尔宾的错。

然后，就是哈萨克斯坦了……两年半过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推选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到过科尔宾的政绩，而且说这个决定通过得非常及时，他说：“科尔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党的工作经验，考虑到他的政治、道德品质，推荐他担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可是，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有人却又提出了1986年12月的问题。反对科尔宾的谎言劈头盖脸袭来，开始对他目标明确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我不想摘引那些信口雌黄的言论。它们会不由得令人想到福音书中的话：“顽石也会喊叫。”福音书的这句话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怒到了不仅人，就连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要发出愤怒呼喊的程度。

讲完我对科尔宾的态度，我还想说，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思想的体现者，他受的就是那样的教育，只能那样生活。这里没有他的任何过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党的理想信念接受教育的。当然，我们对党的某些行为也会抱有怀疑，但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忠于它的。科尔宾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正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开始着手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后来又使这些变革毁于一旦。这也正是那一代人的伟大和悲剧所在。

尽管我对科尔宾个人和他的工作经历十分敬重，但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利哈乔夫和当时政治局对他的这次任命，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派往加盟共和国任最高职务的竟是一位俄罗斯人，一位在哈萨克斯坦实际无人知晓的人。科尔宾和库纳耶夫不同，他只是在工作过的地区才有名气和威望，虽说他也是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而在此前，作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斯坦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是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对于该党不仅具有道德心理意义，而且有极为重要的组织政治意义。很自然，这一措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

不过，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这套办法在当时不能不引起众怒，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

事实上中央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大家是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全会上才知道，共和国要换新领导了：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宣布库纳耶夫辞职——当然是“本人申请”，并代表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委员会推荐科尔宾任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与会者当然也就遵守党的纪律，唯命是从地投票通过了推荐的人选。但是，正是我在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完成这一程序的18分钟，破坏了哈萨克斯坦的安定局面，推动了类似事件后来在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发生。

阿拉木图事件的发生发展非常突然而迅速。请注意，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86年12月16日，而17日一早七八点钟，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便出现了第一批青年人，主要是首府高校的学生，约两三百人，打着反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标语，对选举科尔宾表示不满。

11时30分游行示威者离开广场，奔向城市各街道。13时30分青年队伍突破卡车筑成的路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游行队伍已增至5000人。没有参加环城游行的好奇的路人也开始在广场聚集，很快又出现了“援军”：一大队青年从和平街方向向广场涌来，从哈萨克大学也来了约600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喊：“阿乌耶利别科夫，纳扎尔巴耶夫！”游行者举着标语牌：“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许多人原以为这是支持改革的例行群众集会，但是另外的标语——比方说“库纳耶夫在哪里？”——推翻了最初的想法。游行者要求库纳耶夫出来见他们，就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言范围受限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用哈萨克语和俄语书写的口号中：“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

但是却接到了封锁广场的命令，不准进出。新来的游行队伍企图冲破封锁，进入广场，于是发生了小冲突。广场内的人帮助新来的队伍冲破封锁，紧张的局势便出现了。内务部长沃拉索夫下令将全国八个城市的内务部特种部队派往阿拉木图。部队来到广场，装备是防弹背心、钢盔、盾牌、警棍。两辆专用车上还有专用装备——烟幕弹、信号弹、催泪瓦斯“稠李树”。同军人一起的还有一组执勤犬。从15时到17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执行局的成员卡马利坚诺夫、缅恩德巴耶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一直都站在广场观礼台上。他们呼吁集会群众解散，但回应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雪球和冰块飞上观礼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他说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集会者侮辱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抢他们的帽子。民警从人群中抓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群众又企图把他们抢回去，于是便开始了肢体冲突。士兵接到命令把人群赶出广场，但群众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灰泥块。有人受伤了。

此时，观礼台上的卡马利坚诺夫、叶利米索夫、巴萨罗夫一个接一个地呼吁集会者散去，警告说不然将使用武力。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也发表了讲话。但这一切全没奏效。人群谁的话也不听，只坚持一点——赶走科尔宾。所有要求的实质归于一点——让哈萨克人取代俄国人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有人呼吁让库纳耶夫回来，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坚诺夫进共和国领导班子。

集会群众同护法机关的冲突渐渐地演变成残酷的恶斗。而后在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大喊大叫地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垮士兵、民警、边防战士的横队。殴斗愈演愈烈。木棒、钢筋、石块全派上了用场。士兵被迫使用皮带和警棍。疯狂的暴徒烧了几辆汽车，捣毁了两个商店的橱窗。打砸抢的人在增加。安抚人群的企图没有奏效。双方都有人受伤。也没能避免死人：纠察队员萨维茨基——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16岁的俄罗斯男孩在远离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被刺。他对乘务员说了句粗鲁话，站在旁边的人就向他心脏捅了一刀。三天后一位在广场殴斗中受伤的哈萨克人死亡。

关于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官方报告作了最好的说明：

21时—22时，运载专用装备赶赴广场的军车遭到石块袭击，卫兵逃散，专用装备落到广场人群手中。

22时，市内务局局长接到命令用消防车驱散游行群众，20辆消防车冲向人群，架起水炮向人群喷射。人群向消防车投掷石块，30辆消防车受损。

23时30分—24时，发动了又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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