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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这一章的内容血腥气太浓，有着太多的残酷和兽性。一切都实在是难以忘怀。似乎本该引以为鉴的东西，可是……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一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报应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报得还不够狠。

第5章　巴库：谁是罪人？

我现在要讲的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事件，不应该看成是局部事件。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利用出民族牌和民族冲突来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好几年燃个不停的熊熊烈火，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入了营养。在这股浪潮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两地政治势力都力图夺取政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一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命就几乎一钱不值了。

本章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当时有关的各种版本在媒体上相当多，不过各自的结论却完全不同。现有的材料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中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是反对肢解“帝国”，反对民族自决。然而暴行和破坏却被淡忘了——“小事一段”，何必大惊小怪！

有关当时的事件，出现了大量谣言和神话，它们逐渐掩盖了正式的说法。任何一个神话背后，总是能看出事实的影子，但同实情究竟有几分相似，那可就说不准了。凡是资料不足的地方，谣言和想象就会成为消息的来源。可是搞得不好，对历史的歪曲就会成为对未来的打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巴库的一月事件说个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我不想像准确的记录似的一件一件地去说细节，那是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把我国领导人当时的作为曝曝光，说出有关他们的真相。

1989年的岁末和1990年的年初，阿塞拜疆的局势开始越来越紧张。人们的互相指责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口舌之争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成为正式文件往来，有的还涉及阿塞拜疆的主权问题。纳戈尔内一卡拉巴赫的分裂主义运动加强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比官方的立场更为激进。土壤已经有了，行动很快也就会跟上。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公民有意抗法的行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显然，阿塞拜疆正酝酿着一系列严重的事件，人民阵线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传来消息说，在同伊朗交界的国境上有一段大约200公里的工程建筑被毁。根据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参加骚乱的数千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是那些不择手段要把和平居民推向同边防军人发生血腥冲突的势力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蠢到家了。在边境担任防务的基本是俄罗斯小伙子，他们没有使用武器，这说明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可是为什么现在那些发表文章的人却羞羞答答，有意不提觊觎政权的人民阵线分子驱赶妇女儿童，给边境设施破坏分子打前阵呢？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要找出骚乱原因，严惩骚乱组织者。

可是组织边境暴行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中，首次出现的公民抗法行动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国家边界在人们意识中始终是守土卫国的象征，而　12月份对国境的破坏行动则是苏联存在数十年来的破天荒头一回，但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事件。数十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在那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正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吗？当时，为了对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就容忍了对高加索地区国境的无理挑衅，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会把我们的国境当回事吗？有些玩弄他人思想的人是多么善于迅速见机行事啊。他们当时居然说：“一个极权国家，还用得着跟它谈什么边境吗？就连帝国本身，对我们来说不也是无足轻重吗？”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冠有地缘政治概念模糊不清的“独联体”称呼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值得保卫的呢？让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阿塞拜疆。1990年1月初，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比方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得到批准，巴库方面就立即作出了反应。所有这一切使得居民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乃至后来的反俄情绪逐步升级，并为反对该共和国官方政权的政治斗争所利用。集会时愤怒的人群发出号召，要找军人算账，要找亚美尼亚人以及别的民族的代表算账：“阿塞拜疆是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疆！”

破坏局势稳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强行解散连科兰区和扎里拉巴德区的政权机关。武装暴徒力图制造混乱，赶走了那里的官员。虽说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可莫斯科还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第比利斯综合征、议会委员会主席、口若悬河的人民代表、律师索布恰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我们军队的威信遭到媒体的肆意践踏。

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又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麦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这样的事件岂是几天之内就能够组织得起来并实现得了的！它们都是前面的因种下的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总书记以及后来的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同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保持着联系的。

我把海军将军切尔纳文——一位阿塞拜疆的人民代表——派往政权失控地区，要他同当地共和国领导一道调查所有问题，并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同当地政府以及运动领导人的谈判，以及每晚所作的态度客观的报告，证实了局势的确十分严峻，整个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可以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事件和夺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戈尔巴乔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也把情况向我汇报。当时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重点还在于对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两国内部爆发的冲突实行政治调解。问题的焦点就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维吉罗夫始终坚持民族友好立场。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地方。毫无疑问，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能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采取根本性的果断措施，那将是唯一能使人清醒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但我们和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如身陷沼泽，越陷越深。话讲了一大堆，决议作了不老少，结果却是个零。

1月12日是星期五，维吉罗夫报告说，星期六巴库要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对这次集会感到忧心忡忡。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外地废除政权之风会刮到巴库来，会波及到共和国的中央机构。13号星期六上午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据克格勃和内务部收到的消息，群众大会召开了，但结果还不清楚。大约下午3点，维吉罗夫打电话向我报告，群众大会开完了，经过采取措施，人散了。心这才稍微放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这回可以从总体上仔细衡量，就稳定局势作出决定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小时，维吉罗夫的电话铃又响了。听声音他非常激动，紧张得不得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市里开始发生大规模打砸抢。主要针对亚美尼亚人，不过受害者也有其他民族。正在采取措施，但暴行正波及整个巴库。”

显然，反对势力决定采用极端手段了。

关于巴库的这次暴乱，存在着许多想象和猜测。有些媒体说，行动是刑事犯罪分子和逃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搞起来的。还有人说那是中央的刻意挑衅，似乎挑起卡拉巴赫冲突对它有利。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在刑事犯罪分子和由亚美尼亚逃出的阿塞拜疆难民背后，有共和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在撑腰，正是他们导演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难民。根据当时的材料，巴库难民总数约为8万人，也就是整个从亚美尼亚逃出人数的l／3。这些人主要来自农村，很不容易适应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这还不是现成的破坏法制行动的温床吗！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这场撕裂共和国的斗争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是否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已经再也没有信心了。人倒下去了，巴库陷入了罕见的暴乱之中。每个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传到内务部（巴卡京），传到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当然，那些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也都收到了要控制局面，要对加盟共和国护法部门给予最大支持的指示。接着，又传来了对居民残酷施暴情况的更为详尽的报告。有个正在往自己的集装箱里放东西的亚美尼亚人竟被关进集装箱活活烧死。一名男子当着他妻子的面，被从五楼的窗子里扔了出来，后来妻子也被扔了出来。这些事现在就连写起来也觉得沉重。越往后双方斗殴的惨景变得越是可怕。现在，请不要再把这些打砸抢分子说成是民族英雄了。不论披上什么外衣，这些人都是刑事犯。

显然，仅靠加盟共和国自己是难以平息暴乱的。我们还记得苏穆加伊特，那里也有30多人被残酷杀害。当时所有的人都指责中央政府，说它的行动晚了一昼夜。看来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评估苏穆加伊特地方局势时，稍有犹豫不决，行动略一迟缓，便导致了无法无天制造新一轮杀人惨案的机会。护法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只有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才可能制止暴行。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决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作出。

正如以上所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必须等他回国。l月13日星期六晚间，全体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到机场迎接他。他已经接到巴库发生变故的报告．了解到血腥屠杀正越演越烈，需要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于是当场决定，星期一，即　1月　15日，召开主席团会议。此外，按照通常的做法，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直飞巴库。参加工作组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基连科。他们于　1月　16日抵达巴库。

然而那边的局势已经恶化。死亡人数已上升到数十人。受伤的人不多。全是因殴致死。暴徒的血腥行动发动后，立刻出现了逃亡，主要是亚美尼亚人。13日星期六有90人乘飞机离开，但暴徒们控制了机场和火车站，再没有允许一个人从这里撤走。人们在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在面对死神的时刻，作出了最不寻常的决定：第二天难民潮涌向渡船，仅当天渡过亚速海前往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即达650人。

我星期天接到消息，得知大批难民开始逃亡，当晚找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副手多古日耶夫，委托他紧急飞往巴库，组织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撤离的人逃脱。从15日起，这股难民潮开始多少进入了一点有组织的轨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5日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团成员们得知了过去的两三周该加盟共和国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两昼夜发生的情况。有人提出意见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局将完全无法控制局势，那时相比之下，苏穆加伊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建议在巴库和该共和国其他几个地区实行非常状态。但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法罗娃对此坚决反对。然而当大家问她，共和国的领导能否保证公民安全，维护市内秩序时，她却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看来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有关巴库事件的大量报道都特别强调，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全苏领导没有采纳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1990年l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请求苏联国防部、护法机构及其他执行机构按苏联宪法第81条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当天深夜，尽管卡法罗娃激烈反对，而戈尔巴乔夫又总是两面讨好，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是通过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不是在到处发生流血惨案的巴库，而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还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这回我们俄罗斯人的“说不定”又在起作用了。说不定会过去呢？说不定那些暴徒和背后挑唆的人会害怕了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相反，坚信他们不会遭到惩罚。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说得好听点是莫名其妙的决定的反感态度。讨论的是巴库问题，可通过的决议却是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我认为．如果主席团通过的是另外一个决议，那么就不会发生　1月　19日到1月20日夜晚的那场惨剧。和平居民就不会死，士兵们也不会死。参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难道不明白，正是他们纵容了暴徒？纯粹的政治上的两面见光，压倒了在国家大事上的理智行事。重要的是谁说了些什么，而不是将会发生些什么。苏穆加伊特并没有能让人们得到教训。当权者又做了事件的尾巴。

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做“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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