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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2页）

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之都”，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往首都挤，你为什么反行其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刘：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苍茫、大气，又不失繁荣与灵性。特别是秋天，空气里充满了抒情的味道，街头景象美丽得令人连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艺术氛围也特别浓，如果那儿的树叶能当饭吃就好了。

任：喜欢上海吗？

刘：上海很可爱，也很先进。

任：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感到满意？

刘：十分满意。生活状态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什么的，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饿就满足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质上要知足。物质欲望的诱惑是强大并且无限的，一定要具备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斯宾诺沙为了写作《伦理学》，曾经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数十载，以磨眼镜片为生。

任：你觉得自己眼下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吗？

刘：可能是如何对待自由这个问题了。退役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自由，跟任何单位都没了关系，再也没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彻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并驾驭自由的人并不多。只有意志与品德都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反应

任：你的经历比较特别，从一个因为企图组建摇滚乐队而退学的中学生到士兵，在边疆服役四载之后考入军校，然后再次选择了退学、退役。《战士》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就叫“刘健”，书里面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你在小说里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让小说读起来更真实？

刘：虚构，本故事纯属虚构。《战士》是长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为主人公名字，并不是由我独创，国内外都有先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更真实，而是出于“尽最大可能减少阅读障碍”的前提考虑，让读者、作者和作品这三者的关系变得亲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说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让汉语中夹杂英文。此外，《战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强”的命运将由读者决定，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颠覆作品与作者的机会和权利。

任：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眼下，文坛“70后”的作家大都开始从社会大背景退出，转向私人化写作。应当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你的《战士》选择的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背景。你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了宏大叙事？

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70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那只是一帮用浅薄的早慧和早熟来玷污“七十年代”声誉的文化混混，表达的大都是病态、欲念之类。他们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废品。真正的“70后”还没浮出水面。说起中国作家从“宏大叙事　”转入“私人化写作”这个潮流，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向内转”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觉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潮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没有杰作，只有灾难。个别作家自圆其说，说“私人化写作”是对生活、商业、权威、意识形态等等的消解。说得不错，是消解了，关键是谁把谁给消解了？试图“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化写作”就是因为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意志、才华、技巧与能力。

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彻底消灭。

第五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

任：你在写作中涉及战争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在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刘：战争不是什么好现象，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惧怕战争，更不应该回避谈论战争。战争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战争。《战士》涉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士兵，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之所以言语反常并渴望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过于强烈。

任：“战争”、“叛逆”、“摇滚乐”，这曾经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愤怒青年的事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与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国内有人把你称为“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称作“愤怒文学”，对此你有何感想？

刘：“愤怒”是一个男人成长发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否则他就不是人。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没有“愤怒”过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问题，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愤怒与否表明了他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国心理学家MCDOUGAII说得非常好，他说“爱国主义就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至于评论家所言及的“愤怒作家”、“愤怒文学”，那是他们的事情，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任：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建立在彻底的虚无和否定的基础上，我注意到你的愤怒与“嬉皮运动”时期的“愤怒”明显地有所不同。你的“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会不会消减“愤怒”的力量？

刘：理性介入让愤怒变得合情、合理、合法，让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吗？

刘：没有。

任：你会将愤怒进行到底吗？艾伦·金斯伯格在告别愤怒之后穿上西装那天，他说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么好看，你是否会穿上西装？

刘：我穿西装去干什么呢？

第三部分：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你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来的，在军事文学领域，你曾经就读的这所学校被誉为“　殿堂”，是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了离开殿堂？

刘：“军艺”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阎连科、柳建伟等等吧。阎连科曾经说，“军艺文学系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他的话很有道理，问题是发芽之后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发芽不见得总是好事，姜发芽就不辣了。离开军队是因为我觉得那儿太衣食无忧了，人会变懒的，而且还有一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晚上熄灯后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开放在床铺上，里面用东西给顶着，然后把背包绳系在窗户上，拉着绳子往下爬，跑到租来的房子里写东西。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拉着绳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队长查铺，掀开我的被子看到里面放了个篮球，害得我写检讨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一遍才算天下太平。离开军校，是因为我不适合过那种生活。

任：说走就走了？

刘：（笑）被关了9天禁闭。离开的时候校保卫处负责把我从北京押送边疆，上火车之后我心里面难过极了，跟罪犯似的，怎么有脸面对江东父老？我决定一跑了之，等将来有点儿出息了再回去。列车到武昌站，我装着下车买东西，撒腿就跑。结果被军官追了回来，上车之后差点儿把我铐在车门上。车到边疆，迎接我的军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担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进了禁闭室。（笑）……

任：你刚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国文坛莫言如日中天。你们师出同门，写作上是否受到过莫言的影响？

刘：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岁，拿个“诺贝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称他为　“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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