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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江华说：“我也没有看过。”

彭真说：“不看不行啊，要有一个专门的班子看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的时候可以作顾问。总之，不看原始材料是不行的。必须把好人办坏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分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有一年在怀仁堂，我们的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信这玩艺。所以说，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林彪、‘四人帮’，也要搞一下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是整人的，有的人先整人后来自己又挨整，还有的是先挨整后整人，总之很复杂。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的研究。”

“特别是军队奉命支左，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支左，不具体分析而处理人，势必把自己搞乱，把军队搞乱。”彭真说，“这次，公、检、法一定要按司法程序负责任。从各省调来的人，要让他们守纪律，不能给犯人通风报信，还要研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的具体罪行和特点。总之，是要把好关。看原始材料也要有一定的头脑，就是我那个《二月提纲》，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也不能完全肯定了。”

回到家里，胡耀邦就调来了当年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看了起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胡耀邦看完这份当年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对彭真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有了深刻的体会了。平心而论，这个文件同样是左的东西。他简直不能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拥护毛泽东高调的文件，怎么还要被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呢？从字面上他几乎看不出彭真有什么替吴晗辩护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还要为此把彭真打下去，而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看来，这个问题不通过这次审判解决了，真要成为千古之谜呢，

“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们的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位学术专家对胡耀邦说，“对我们这些无党无派的人来说，毛泽东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这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作为他保全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讲，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

这番话，使胡耀邦好长时间里没有说话。

是的，从字面上讲的话和实际的斗争原因竟是如此的不同。胡耀邦毕竟没有经历过当时的中央最高层的那场较量，所以他对事情的理解也只能是从这些文件上来看了。其实，问题的复杂远远地要超过他的想象。他不断地看材料，越发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

就在毛泽东酝酿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以中央工作组名义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已经出笼。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抛出的这篇报告中的末尾，就特意写道：“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作好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胡耀邦又仔细地看完了叶剑英等四人当时给毛泽东的信。

掩卷沉思，胡耀邦浮想联翩。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比江青等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别人就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而江青就是坏人办坏事呢？这里的标准怎么来定呢？看来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了。林彪在世时，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毛泽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容忍林彪等人从各个方面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林彪一死。毛泽东马上就把他们从监狱里和其他流放的地方再请回来，这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反复复就会永无止息。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健全民主与法制。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后，他和胡耀邦进行了好多次的谈话，他们的见解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再不能这样折腾下去了，说老实话，如果再搞反复，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彭真说。“这次审判要给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彻底地划上个句号。我们不能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上了。不过，这个句号要划得公公平平。”

江青是富于联想的，尽管是在监狱里，但在温暖的季节里，她好像看到中南海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当晨星渐渐模糊而终于消失了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层青色的薄雾。湖边的花朵都从甜睡中清醒过来。她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心思猜得很准。当彭真被选为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她就断定专案组一定会来询问有关《二月提纲》的事情。

他们果然来了。这时负责询问的不是过去的专案组，而是担任预审的公安人员。

江青虽然并不了解内情，但是她等他们一坐下就说：“你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彭真《二月提纲》前后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问的，所以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预审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莫非有人向她透露了预审的内容？他们的询问，倒成全了她的急于表露的心迹和她的荣耀，她的无聊和她的生命的火花：

“彭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根导火索，尽管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拿上他来作为突破口的。是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了出来。整他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反修战士康老。这个称号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承认这一点？”

讲的和历史档案对照，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例如吴晗这个人，他在前三年写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官问题作的文章。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特意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周扬和陆定一主持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多次说：“我还是我历来的观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党中央主席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人人平等。这几年，错误人人有，谁也跑不了。理论问题上，没有立，就没有破。先立后破。”周扬马上说：“彭真同志讲得好！”

十一月十日，江青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后，彭真下令：“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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