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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部分（第2页）

此刻，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是三七开，他发动的，当然他还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的。他不维护他的错误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这点我在当时就看清楚了。毛主席让我主持一个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评价的时候，我就婉言拒绝了。我说：‘我是桃花源里人，不了解情况，很难有发言权啊。’现在我可以公开地说：‘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地否定，半点也不肯定。要么就全部否，要么就留着，一点也不否，看历史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胡耀邦坚决支持道：“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对中国人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动乱。我们不这样地提出问题，就会给江青反革命集团留下了复辟的希望。”邓小平接着说：“一点希望也不给他们，让他们彻底绝望。”

当邓小平听取了江华和彭真等人关于对江青判刑的意见后，他沉思了。

看来，他必须在江青死和活的判决上来一个最后拍板了。

看着江青的名字，他耳朵边老是响着江青的一些话语：

“宋江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诗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的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从江青的这些话语里可以看出，她对“自首”和“叛徒”等字眼是深恶痛绝的，她决不会轻易地，不，应该是根本不会向我们缴械投降。对她不处死也不能再放她出去，就让她在监狱里度过她的一生吧，邓小平也下了狠心。他又想起了一九七五年自己和江青的那次交锋。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第五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关于理论问题，要弄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很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邓小平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这些话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认为这是正常的指示。从理论上总结和学习就行了。但是，江青却抓住这些开始大做文章。她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带头谈一下你学习这些指示的体会，要联系批判刘少奇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讲。在这个问题上，你也是有救训的。”

邓小平火了：“主席是让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的，没有让我来写或讲。要讲你讲吧，我还没有深刻地领会透彻，还得再好好地学学。”

江青也马上不高兴了，她说：“你的态度就不对头啊！看来你对毛主席的指示有抵触情绪。这可是不对头啊。关键是要讲这个专政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坏人都解放出来了。这符合不符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且不论，你总应该给他们多讲一讲专政的道理，以便让大家也知道你是毛主席点的将，已经完全抛弃了刘少奇的路线，树立了可以改造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的光辉榜样。不然，有人可要说你是穿新鞋，走老路了。”

邓小平说：“我能不能改正错误，毛主席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指教。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和我讲这话呢？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之间个人的事，我没有必要来向你汇报。这话，总不过分吧？什么叫穿新鞋，走老路？我这个人水平不高，倒想请你给介绍介绍。”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江青顶了回去。

江青随后就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散布说：“邓小平这个人可是并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他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非常不热心。他热衷于解放所谓老干部，使用的尽是犯了错误而又不愿意好好改正错误的人。这个人，还要好好地观察啊。”

江青也曾经向毛泽东反映了邓小平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很反感地说：“我为什么就听不到其他同志的反映，就是你在这里嘀嘀咕咕，多么不好呀。我看你还是好好地看书学习吧。国内的问题你可以研究，有什么情况报我。你不要在其他同志们后面瞎叨咕，就像个惹事生非的老太婆似的。”

江青一下子傻眼了。

消息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很高兴地对一些人说：“毛主席经受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以后。看来是吸取了教训了。毛主席讲：‘文化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又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加上当前学习理论的指示，正好三条。今后，我们就是要以这三条指示为纲？把全国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文章。”

于是，就有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来源。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这个精神后，多次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三条指示，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一个时期里不会再出什么大的乱子。这三条，有利于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也有利于继续大规模地解放一批过去受打击的老同志。只要遵照你的以三条指示为纲的路线，我们就能在本世纪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理想。”

邓小平马上说：“好啊。你就找几个秀才们，但是不要姚文元的那些人，组织一个班子，就像当年的反修班子那样，连续写几篇好文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向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宣战。把那些不干工作，专门搞派性的人，把那些混在领导班子里搞勾心斗角的人，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搞打砸抢的人，乘此机会统统地清除出去。先选择一些地方上的或者部门的单位打开缺口，然后逐步地扩大，彻底地解决好我们工作中的隐患和阻力。”

胡乔木果然找了几个笔杆子，开始动笔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为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从七月底开始起草这篇文章。这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而写的，原拟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主办的新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很多意见，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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