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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彩夺目。一部数千年的中国　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　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这些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的，甚至有些人　本来完全就不必赴义。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　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　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　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　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和林觉民的与　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表示这次因念袓国　之危亡，与海内外同志起义于广州，“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　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　亦乐也。祗以大人爱儿者，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　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

历史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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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廿　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祗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　即以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　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　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唯从此以往，一切家事　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　于地下。盖袓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　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　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　身亡。在就义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　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　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说：“本　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　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　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　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

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中华书局版）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　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　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　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　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　“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像黄兴那样能够上马　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　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　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　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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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　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　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一一　“他们有理　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　决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　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蕴藏在最光　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　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位留学生，28位海外侨胞（其中有　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位记者，2位教师，12位工人，14位农民，14　位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　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　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　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　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　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　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　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　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　羊城三月之路，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　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　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　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　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　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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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　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　义理之勇为之也。”　“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召开的黄　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　召开的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　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　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　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　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　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　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　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　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　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　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　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　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　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风萧萧兮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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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　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　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这是因为　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　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16年里，他流

孙中山像

伟大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竟然难以理解“五四”运动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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